王志¹，田兆会²

（1 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2 甘肃省涂料工业协会，兰州 730046）

2019年年会，濮阳。发表于《伟大的变革 辉煌的成就——致敬中国涂料工业改革开放40周年》P388

 

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建国70周年交接之际，从资本的角度，回顾涂料工业发展的历程与成就，追寻演变的过程，也许会有新的发现和启迪。而查找资料，约30年前时值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中国涂料工业40年：1949-1989》（化工部涂料科技情报中心站），有专业、系统、全面的记述。2个40年中有交织的10年中改革效果初显，而后开放大潮起涌，随之更加全面、深入，至今雄踞世界。

本文所述资本，概念有所放大，也不局限于资金，部分地包括了人力、政策等因素。由此，也就有了未必严格区分的私人资本、民族资本、国家资本、外国资本、商业资本、社会资本、混合资本（所有制）、地方政府引导资本等资本概念的导入和应用。所述的涂料工业改革与开放，也更多的是从涂料产业自身及其所依赖的环境等变化、转变的角度去理解、描述或解读。改用一句话（马克思《资本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涂料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铜板都透着光泽和色彩的鲜亮。

私人资本

在中国涂料产业首先登台的，是私人资本。作为近代涂料产业发端标志的上海开林油漆颜料厂，始于1915年，由广东商人阮霭南、周元泰合伙创办。私人资本不仅办工厂，也进行科研合作，如1926年，永固造漆与上海交通大学沈慈辉教授合作（办厂）。私人资本投资涂料的热情和决心，更可从1929年陈调甫先生变卖妻子首饰创办嫁妆工厂——永明油漆（现灯塔涂料）中看出端倪。

这个时期的私人资本更倾向于叫民族资本，对应的是民族工业，是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背景下，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勃发、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潮流下，中国机遇在涂料领域的体现。民国总统冯国璋把自己当时对改革开放的思考和见解，直接固化为冯氏“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的名字排辈，也为东方油漆厂起好了名字：三子冯家遇（字叔安)从北洋武备学堂留学德国专修化学后投身实业创办,今灯塔涂料组成之一。

早期民族工业似乎大多以生活必需品为起步，犹如托起荣氏家族的面粉业，涂料至今还是“不倒翁”产业。但在当时及其后还是波折不断，日本入侵期间饱经战乱，或停产停滞、或丧失资产、或异地新建，但也不乏新建企业（如上海）。战后日占油漆厂被政府接管，部分企业回迁或复产，上海也涌现了一些新的企业。至1949年积累起约50家油漆厂，产量也不足万吨，但私人资本的涂料家底应该是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涂料工业，在利用、限制、改造而最后消亡的公私合营浪潮中，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国家资本所取代，成为国有企业。

私人资本的再次崛起，是在改革开放后，主导涂料产业发展的居慈善老先生在1990年已经感受和描述到改革开放后‘乡镇涂料生产厂盲目发展带来的困扰’，涂料的主要原材料钛白粉也是“小厂盲目发展”、“像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1988年专门统计的企业数是1023家（小于实际数）。很多资本其实是借用了乡镇企业的名头，现在叫民营资本，是和外资一起崛起且走的最快的，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江浙一带最为突出，由此也改写了涂料工业平均分散布局的传统格局，奠定了这些地方如今的涂料产业规模和领先地位。

另外的一个且可称之为管理资本或员工资本的，特指老国有企业民营化改制中，管理者和员工以不同的方式、额度拥有企业的股份，最为彻底、突出的恐怕要数湖南造漆厂了。这与当初的公私合营正好180度转了方向，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总体减少和个别彻底退出，自然对应的也是私人资本的重新回归。这种回归的潮流，在当下叫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所剩不多的国有涂料企业必须面对的改革任务。

国家资本

与私人资本几乎同时登台的，是直接官方背景的官僚资本和国家资本。与上海几乎纯商业背景的不同的是，在靠近政治中心北京的天津，开放口岸、租借地加上北洋根据地的种种因素交织：大成油漆（1916年）是亦官、亦商、亦军的重量级北洋安徽督军倪嗣冲办的，改为中国油漆公司后的资方北平盐业银行发起人曾任总统府顾问且为袁世凯表弟，而东方油漆有代理总统冯国璋的背景，均脱不了官僚资本的影子，但这于涂料业本身算是幸事。

1920年代，北平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设置“油漆化学”，第一任老师是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回国的戴济（汝楫），“以传播油漆的基本知识,并介绍制造油漆应用的新方法、新机械、新原料”为宗旨助力实业,并于1926年7月创办《油漆季刊》，1931年受聘上海交通大学研究所化学组油漆研究室。更重要的是，北平大学工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涂料专家，有统计说1930我国油漆工厂约20家，但所聘技师有9/10是出身于北平大学工学院。

而在南方的上海，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成立之初，32岁的沈慈辉兼任研究员（时任永固造漆经理兼技师），为9人职员之一。他以留美化学硕士、任职爱格油漆和福特汽车的基底，1926年与陈广顺（曾任宣威油漆技师）合资创办永固造漆，1931年政府铁道部在上海交通大学研究所设立工业部化学组油漆研究室时在职，《油漆制造法》、《油漆实验报告》是其或包含成果，而我们熟悉的虞兆年先生在此读书、就职永固莫不与此有关。这是当时发展经济、促进民生实业、启发财源而研究技术、广播新知、早获成果的国家之举在涂料的体现。

国家资本的贡献在解放前主要是教学研究领域，解放后随着对民间资本的改造——公私合营，私人资本（也包括外国资本）彻底退出和消失了，涂料业全部变为国家资本。在此期间，国家资本体现了其强大的能力和独特性，在产业规划、科研教育、标准体系、产业配套、联合攻关、投资布局、合作引进、体系建设等方面，成效卓著。

比如涂料产业区域布局，绝大部分企业是这些老企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或者国家直接投资新建，如笔者所在企业更是如此，工厂名字里化工部的名头就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全国定点企业1978年是82家，10年后的1988年是117家，25家重点企业的产量占比51.47%（感慨其中有的已经消失不见了！），而且在全国比较均匀分布。

再比如对外技术合作的生产设备、技术及品种引进，如1984年国家投资的北京东方化工厂，为丙烯酸涂料、建筑涂料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管理思路上坚决不上乳胶漆车间的做法，也为涂料树脂专业化树立了样板。但同样处在变革期的拨改贷政策，使得5家8万吨配套丙烯酸涂料工厂短期适应不过来。

更比如技术联合攻关解决一些共性问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比如大品种醇酸会战、船舶漆会战、两车会战（轿车和卡车）、主要原材料钛白粉会战等，因直面需求、系统组织、专家云集、成果共享等具体做法，从而推动了涂料技术的整体进步。这种国际资本背景下的合作是难以再现了。

有意思的是，最早的私人资本企业上海开林，不仅仅在设立上是“中华第一家”，自身的经历，把前述的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战争资本）、国家资本都反复经历：1937年“八一三”后被日军占作营地、1942年卖给大日本涂料株式会社、1946年由政府接收、黎润生与阮霭南赎回产权、1950年接管后改为国营开林造漆厂，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为国有工厂（这在上海比较少见），属国家资本。

当下，正在对处在充分竞争领域、划归为商业一类的国有资本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鼓励的是非公资本的参与和实现资本混合，似乎是一个轮回或者回归。

外国资本

外国资本也是很早参与中国涂料市场的，如1909年的兰州黄河铁桥用涂料“鱼油红色膏，均系买自天津各洋行、洋务局”，这是间接的涂料销售，量最大的是英国，其次是日本、美国和德国，被称之为“倾销”。至于投资设厂，1919年日本的满洲油漆株式会社大连工场（大连油漆厂）已经诞生，1933年设奉天工场（沈阳油漆厂），其中就有今天在中国活跃的大日本NIPPON、关西等。1932年白俄商人创办上海敖利马。

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背后是“坚船利炮”，日常多属商业行为，而日本侵华期间，天津中国油漆、上海振华、开林等等涂料企业，被日本军事力量或以此为依托的军国资本所折腾、霸占、停产，直至战后接收回归或恢复生产。

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在中国洋行的影子及其反复，如太古、卜内门（首任总经理李德立获孙中山授“和平使者”勋章、开发庐山）。太古1866年设于上海，1933年因船舶业务需求而设永光油漆厂并于1948年迁至香港（一说1953年因公私合营将厂房、设备无条件上缴国家），1994年重回中国市场，后与卜内门合并成立卜内门太古，现为阿克苏诺贝尔太古，太古持股四成，设广州、上海、廊坊和成都4厂，但因属港股太古股份，从资本隶属关系上应属于港资。

立邦重回中国市场绕了个大圈——借道新加坡立时集团，吴清亮由商而工，商业资本加入工业资本且融合起来发力，1992年正式进入中国，并可以称为开启了涂料经营管理的新时代或新模式，进而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涂料生产商。

一些涂料品牌的进入中国或进行合作，有可能源自早期的基础，如关西之与沈阳。但同样是关西在中国投资的工厂，但在中国市场最为抢眼和成功的，是不由日本人直接管理的湖南关西！由此，我们要看到外国涂料资本在中国市场的成功，也要看到区别，但更要看到外国资本、民间资本是怎样的找到自己的市场机会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强忙于战争而使“洋货”输入暂时减少，是日本“二十一条”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但无疑要肯定的是，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外国涂料资本的今天。外国涂料资本在中国本地化制造后，相对于2000万吨的产量和市场，20万吨上下的进出口规模，已经几乎可以忽略（具体竞争企业千万不能这样想）。

从原始的商品输入到战争跟随，到政策把握，到跟随汽车、船舶等产业转移而与配套随同，站在商业、产业和企业等角度，我们更应该透过现象，看到产业管理、市场管理、资本管理上的一些成功做法，看到一些品牌因为长期以来的坚持而取得的成功。至于外国涂料资本或品牌的具体情况，一般都比较清楚，就不再展开。

商业资本

涂料经销商吴清亮（立邦）的路子同样也在中国上演，举个例子，是1995年油漆代理商王诗榕在泉州创办信和涂料，无独有偶的是，南昌刘书宝也在2007创办江西骏峰（现在为江西庚宸）。经常会看到涂料商业资本的成长故事，当然更多的是坚守和继续经销业务，但无需怀疑和需要重视的是，涂料商业资本所左右的销售渠道、终端对涂料企业的影响和价值，一直存在，也一直在和涂料企业的合作、博弈中，在发展、在变化，这是构成良好、稳健的涂料产业生态的重要组成。

更多的情况是涂料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直白说就是一些经销商会和涂料企业以股权的方式，参与到涂料企业资本中成为股东，但自己又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工商双方各得其所，但经销商因此与工厂更紧密地站在一起了。

港台资本

先是香港资本。1932年创立的中华制漆（中漆集团），为香港制漆业先驱，改革开放后先后在深圳沙井（1991年）、湖北葛店、徐州、韶关新丰、上海青浦设5厂，其以约940亩的总占地、27.5万吨产能（不含徐州）、内地市场占91.35%，是铁定了在内地发展的投入和决心，只有总部在香港了。万辉化工在深圳松岗（1991年）、广州增城、常州武进有生产基地，内地市场占86.51%。1992年成立的维新集团1995年在深圳设厂，从汽车涂料延伸到轨道交通涂料，江西萍乡为制造中心。叶氏化工集团旗下紫荆花涂料集团有成都（1996年）、上海金山和惠阳涂料工厂，还有大昌树脂，而其上海金山工厂用地约327亩，预计投资约10亿元，产值达40亿元、产能28万吨。港资企业虽不多，但实力和影响倒是不小。

台湾资本中，大宝先后设立东莞（1992年）、上海（2002年）、成都（2016年）3个公司。另外是南宝树脂（昆山，1996年），而1951年创立的永记造漆2000年在昆山独资设厂，并拟在嘉兴设新厂。长兴化学1995年在苏州设厂为涂料业提供配套树脂服务。而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组织的台湾德谦助剂与大陆涂料企业的交流与合作（1992年），一度成为海峡两岸交流的看点。

港台资本均为专业涂料资本，投资地集中在广东沿海。查到的4家港股公司相关经营资料见附表1（社会资本），未查到具体资料的是太古股份。回顾历史，南方的广州1933年开始有涂料企业的（通用油漆油墨公司），与香港一前一后，但比沪、津明显要晚。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涂料资本在大陆的投资时机，与广东的私人资本、外国涂料资本的节奏几乎是同步的，因此收获也就不小，奠定了一定的市场、产品和客户、品牌地位，特别是香港资本在非木器工业涂料上多有建树。

任职上海交通大学、开办上海永固油漆公司等而涂料界贡献突出的沈慈辉，1948年筹建台湾永固油漆公司后，人和公司，均已经不能从网络中查到，永记造漆和永固油漆，不知是不是只是在“永”字上巧合？

社会资本

这里的社会资本，或者叫公共资本、开放资本，特别是其流通的部分，已经不适合用私人、国家等概念来表述。但多可作为涂料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保障、能力认可、品牌认知等。汇丽B（900939）、永记造漆（TW1726）资料暂缺。大陆16家上市涂料企业的资料见附表1，其发行募集资金64亿元，2017年的注册资本为115亿元，市值1052亿元，总资产965亿元，总收入851亿元（其中涂料收入115亿元），净利润28亿元。

把2家钛白粉企业作为与涂料产业最终产品紧密相关的企业列举，是想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其与涂料不一样的投资或资产规模，决定了其与涂料企业在竞争中的价格博弈和盈利能力，相信大家对钛白粉价格涨涨涨的经历还记忆犹新。

图表1:涂料上市企业一览表

备注：数据来自同花顺；数值单位未标明的为亿元；利润为万元；市值四舍五入；收入、利润为2017年12月31日数据；HK开头为港元；2家钛白粉企业的占比为钛白粉而非涂料与树脂。

从同花顺归并的涂料油漆油墨制造行业新三板企业中，筛选出涂料企业33家见表2（截止2017年底），其中资产100亿元，营业收入73.7亿元，利润2.7亿元。汇总起来，便于了解和对比这些企业的公开数据，也同样能让我们看到其经营情况，看准各自的坐标。

图表2：涂料新三板挂牌企业一览表   

   

备注：利润、收入、资产单位为万元；总股本单位为万股。

 

地方政府引导资本

望文生义，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吸引涂料资本以发展地方经济。改革开放第10年的1988年，位于兰州的化工部涂料工业研究所以技术服务中心名义移地常州，进而独立，对常州涂料产业的发展和地位奠定功不可没，应该说常州市是最先实施并尝到地方政府引导资本甜头、得到实惠的。顺德也因为涂料企业集中、产业发达而得名中国第一个“中国涂料之乡”（常州也是），但之后因用地空间、环保法规等原因，在162家企业集体转移武江的过程中，因难度、变卦、乡情等而搭上了一位真想做点事的接受地官员性命，实在让人唏嘘！

但现在更多的地方，以更灵活、更为理性的方式在设法吸引涂料企业到当地投资设厂，建园区、做规划、做环评、给优惠、接会议，尽量把自己展现给企业家们。比较活跃或见诸报道的地方园区如唐山丰南临港、天府新区邛崃及新津、泰兴、濮阳、焦作、长垣、长沙铜官及开发区、山东梁山、渤海新区临港、宜兴三木、常熟、南京化工园，以及升级后的常州、顺德，还有因为假油漆上过焦点访谈的博野。

这一则是政策所驱使和吸引，对发展所需、易地办企、系统筹划的企业无疑是正确之举，涂料工厂的自身特性倒也方便建新厂。但在产业重构、企业竞争、攻城略地中一味地大铺、新铺摊子，而把重组、合作等同样可选择的方式放在一边，大有你死我活之势头，过度扩张、产能高涨、竞争加剧而危及长期发展、危害发展环境的隐忧也便会更在其中。此情况下各种资本的逐利本性也就暴露无遗。这种园区往往存在为了论证自己的正确而过度影响、引导舆论而恶化非园区企业的可能。

排除一窝蜂的嫌疑，虽然地方政府抢着坐涂料的板凳，其实也要看到其中的差别，不是随便那家政府划块地方、起个名字、挂个牌子就能完全如愿（过程自然是允许存在的）。涂料企业有如群居动物，愿意扎堆，但作为配套服务业，一定是要选最能接近自己客户的地方，一定要选有原材料和员工保障的地方，一定是要选有发展潜力的地方。也相信这些地方政府引导资本也很清楚，他们最大的资本其实就是发展环境，进门后企业还得靠企业自己的本事。

从地方政府引导的本义，是创造和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是构建区域吸引力，是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这样才是最好的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要有资金，但不唯资金。

 

改革开放的回归

给予光鲜给予美的涂料，在不同资本的交替、共生中，折射出经济自身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规律所在。在单一国家资本时代，涂料企业实质犹如一个大涂料集团。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切，在渐进发展中大浪淘沙，但大江东去势不可阻！

我们应看到广东人和广东的贡献，追溯到1915年，广东商人阮霭南、周元泰的贡献在于开启，而改革开放后的如今，广东以400万吨、占全国1/5的产量贡献，又成为涂料资本与产业的聚集地，同时也是产品和资本的输出地，融入其中的是不同的涂料商帮，是掌握涂料资本的“资本家”。上海也是一样。这和早期天津的油漆颜料庄大多是山西人经营是一样的。

涂料业的开放，从早期的技术配方、设备等引进，到外国资本的直接进入再到走出去，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从“鹤”立“鸡”群、“猫吃鸡”的涂料品牌争斗传说，到前述湘江关西的管理成果，从应对倾销到出口获奖，从军阀大佬投资到梅兰芳站台。涂料工业、涂料产品已由单纯的防腐和装饰材料，发展成为具有各种功能的工程材料，中国色彩，世界光彩，也许能回答居慈善“向历史作出交代”的期许。

时代不同，时事各异，涂料可变幻的是丰富的色彩，不变的应是品质，改革应对的是变化，挑战的是自我，开放考验的是能力，练就的，应该是过硬的内功，唯有如此，才有涂料更加美好的的未来。

最后，我们让未必全面、准确的数字来做答卷，以给涂料工业点赞，给涂料人点赞，给涂料业改革开放的成果点赞。

图表3：涂料统计数据：时点产量表

图表4：涂料统计数据：时点产量图

图表5：涂料统计数据：时段产量